據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調查估算,我國約有10%的耕地受重金屬污染,其中,受鎘污染和類金屬砷污染的比例最大,分別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重金屬污染正在成為威脅到糧食生產和生命健康的重要問題。
去年的云南曲靖鉻污染事故尚未平息,時隔半年,廣西柳州的龍江河鎘污染事故再一次令人觸目驚心。環保部數據顯示,去年1~8月,全國發生了11起重金屬污染事件,對周邊生態環境的影響范圍之廣、對民眾生命健康的危害之大,引發了社會的高度關注。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2012年我國要加強環境保護,著力解決重金屬、飲用水源、大氣、土壤、海洋污染等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兩會代表委員對重金屬污染問題也給予了相當大的關注。他們認為,要解決我國重金屬污染事故頻發的問題,還應健全相關法規和監管制度,同時推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從源頭上根治重金屬污染。
污染防治刻不容緩
重金屬污染是指由重金屬或其化合物造成的環境污染,導致環境中的重金屬含量增加,超出正常范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研究員溫香彩介紹說,我國的重金屬污染中,最嚴重的是鎘污染、汞污染、血鉛污染和砷污染。而在這其中,由于采礦、冶煉和化工企業“三廢”中的重金屬離子隨水和空氣擴散導致的污染事故,占有相當的比例。2010年發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我國工業廢水中汞、鉛、鎘、鉻、類金屬砷5種重金屬污染物產生量為2.43萬噸。其中,金屬制品業、皮革及其制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和有色金屬礦采選業5個行業排放量占全部工業總排放量的九成以上。
作為全國五大重點防控行業之一,化工行業是汞污染和鉻污染的高發領域。我國電石法聚氯乙烯(PVC)生產以氯化汞為催化劑,PVC行業消耗的汞占全國汞消耗的一半以上;而我國鉻鹽行業產生的鉻渣也存在鉻污染隱患。此外,隨著新能源、新材料和信息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電池、印刷線路板等企業帶來的重金屬污染壓力與日俱增。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土壤污染已成為重金屬污染的多發地帶,其中相當數量的受污土壤是由于化肥、農藥使用中的重金屬積累以及化工企業生產所造成的。
據專家介紹,農業生產中有些肥料,尤其是磷肥中重金屬含量還是比較高的,長期大量使用有可能導致它們在土壤中的積累。另外,一些營養制劑、農藥、激素等也含有各種重金屬。兩會前夕,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向媒體表示,目前我國耕地面積的10%以上約1.5億畝已受到重金屬污染。而根據中國工程院院士羅錫文的估計,我國每年有1200萬噸糧食被重金屬污染,經濟損失達200億元。
此外,由于工業企業搬遷導致的我國城市建設用地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也普遍存在。記者日前從北京東四環某住宅項目了解到,該項目部分用地原為北京一家化工企業水銀電解車間,排放的廢水導致土壤中存在汞等重金屬污染,目前已經通過換土等修復措施整改完畢。項目相關人員告訴記者,為確保居民不受污染侵害,項目重點污染區域被換掉的土層厚度高達十米。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駱沙鳴認為,土壤重金屬污染具有隱蔽性、滯后性、累積性,以及修復周期長、毒性較強、易被生物吸收、難治理等特點,多通過食物鏈危及人類生命和健康,直接影響到國民人口的健康素質,也影響到土地資源開發利用的可持續性。我國土壤及水源的重金屬污染監測防控已刻不容緩。
監管不力成重要原因
“對重金屬行業的監管不力是重金屬污染產生的重要原因。”全國人大代表、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認為。他指出,重金屬行業的投資規模一般比較大,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注重項目的引進,從而忽視了對環境污染的治理。
這一觀點得到了不少業內人士的認同。全國政協委員、民建海南省委主委施耀忠認為,我國重金屬污染事件頻發主要原因有四個:一是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長,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追求短期政績;二是部分地方政府的相關部門疏于監管,對重金屬污染企業執法不嚴,監管不力,甚至提供保護傘;三是企業違法建設、超標排放等違法行為時有發生;四是重金屬污染事件信息公開滯后,引發群體性事件。
全國人大代表、西昌學院法學教授王明雯也指出,除地理地質因素導致的砷會造成天然污染以外,我國重金屬污染大部分是人為造成的,主要污染源為工業“三廢”,包括金屬冶煉廢水、電鍍工業廢水、化工污染等。
然而,重金屬行業的監管工作面臨著諸多難題。記者了解到,去年3月,國務院批準了《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力爭到“十二五”末,湘江流域內危害群眾健康的重金屬污染突出問題得到解決,涉重金屬企業數量和重金屬排放量比2008年減少50%。但據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環保廳副廳長潘碧靈介紹,該《方案》實施過程中遇到不少阻力,如關停、搬遷企業涉及到地方經濟發展、職工安置及補償等社會敏感問題,歷史遺留問題多,清潔生產及部分治理技術不成熟,投入太大而資金籌集困難等。因此,《方案》實施一年,卻推進速度緩慢。
對此,趙林中認為,重金屬行業的發展往往受到地方經濟利益的驅動。他建議,應該建立懲罰性賠償機制,降低賠償的實施條件、提高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同時將重金屬污染防治成效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作為官員綜合考核評價和企業責任人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
監測治理一個都不能少
面對重金屬污染形勢的日益嚴峻,在今年的兩會上,代表委員認為,我國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對大氣、水土中的重金屬監測,建立重金屬污染防治機制。此外,還應推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通過技術手段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全國政協委員、民革重慶市委主委夏培度指出,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加快,重金屬污染形勢日益嚴峻,不管西部還是東部,都變成了重金屬污染重災區。關于大氣、水資源、海洋污染,國家都出臺有相關法律,但有關重金屬的污染防治至今沒有一部法律。而且,人們對重金屬污染的隱蔽性、滯后性認識不充分。他建議國家對重金屬污染防治進行立法,依靠法律,齊抓共管,摸清底數,控制增量,消化存量,建立摸底排查制度、防治和補救制度、防治保障機制以及相應的土壤重金屬預警制度等。
據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黃標介紹,衡量重金屬污染最主要的指標是土壤、水、大氣沉降、植物等環境介質中重金屬的含量。雖然除了大氣沉降外,我國對其他環境介質都頒布了部分重要重金屬元素的國家標準,但遺憾的是,各產業重金屬污染防控的詳細規范和標準仍相當缺乏,國家還缺少一定的規范和標準來調控重金屬在環境中的積累。
駱沙鳴則表示,當前我國重金屬污染的治理與修復任重道遠,而治理與修復的前提就是建立比較完善的重金屬污染監測工作網絡,加強對各地土壤及水源污染狀況的調查分析,科學防治。
同時,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實現重金屬相關行業的清潔生產,也是重金屬污染防治的重點。目前,化工行業已經開始加強技術研發的力度,推廣低汞觸媒生產與廢汞觸媒回收一體化,同時加強無汞觸媒的研發工作;中國無機鹽工業協會已提出鉻鹽行業的整改措施及鉻渣治理時間表,加緊開發鉻鹽清潔生產技術;電池行業也在重點推進重金屬電池企業的技術革新,規范行業清潔生產,從源頭治理重金屬污染。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五礦集團總裁周中樞認為,重金屬污染治理是一項長期性工作,為實現環境治理和企業發展的雙贏,建議國家對有色冶煉等重點行業給予更多的政策傾斜,支持其加大投入,推進技術改造升級或易地建設,在先行試點、總結經驗、完善機制等基礎上再擴大到其他企業和行業。
家園保衛戰已經打響
“近年來發生的重金屬污染事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難以消除的。頻繁發生的事故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目前湘江以及許多河流都存在重金屬污染,這可能對糧食生產造成深遠的不良影響。”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黃伯云說。被稱為“有色金屬之鄉”湖南省率先制定的《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于去年3月成為第一個獲國務院批準的重金屬污染治理試點方案。
2011年初,國家層面的《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發布,要求到2015年,重點區域鉛、汞、鉻、鎘和類金屬砷等重金屬污染物的排放,比2007年削減15%。2011年3月,國務院9部門部署開展了全國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對重金屬污染進行了集中整治。
在中央的推動下,各地方重金屬污染整治行動大范圍鋪開。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已基本完成。
廣西省以環境倒逼機制大規模推動涉重金屬產業進行轉型升級,要求環境敏感區域內存在污染隱患的生產企業和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全部限期遷入工業園區;堅決依法關停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涉重金屬企業和落后產能。
甘肅省日前發布《甘肅省重金屬污染調查實施方案》,今年還將安排資金2000萬元開展重金屬污染詳查工作。山東省淄博市環保局則對本市235家涉重金屬和“雙危”企業進行全面排查;還要求化工行業完成淘汰10萬噸/年以下的硫鐵礦制酸生產裝置和使用高汞催化劑的乙炔法聚氯乙烯生產裝置任務等。
“今年環保專項工作的重中之重仍是整治重金屬污染。”3月20日,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在9部門聯合召開的年度環保專項行動部際聯席會議上這樣說。他指出,全國的重金屬污染防治已經有所成效,但是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我國將以最嚴厲的措施整治重點行業、重金屬排放企業環境污染問題。”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