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在政府職能轉變，成敗與否，在此一舉。”這是3月18日新任總理溫家寶答記者問時，談及新一屆政府機構改革時使用的語言。
總理的話，言簡意賅，耐人尋味。
寥寥數字，承載的是新任總理對這次政府機構改革的決心和厚望，它預示著這次看似動作不大的機構改革背后蘊含著一個重大的命題：跨進市場經濟之門。
讓我們先梳理梳理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脈絡，這將有助于人們去觸及這個重大命題。
轉角色———
弄清政府不該管什么
考察我國政府機構變遷的歷程，就會發現，“精簡—膨脹—精簡”的怪圈像只幽靈，揮之不去。1949年建國時國務院組成部門為35個，此后，雖歷經改革，但政府機構總數仍不斷攀升，1981年為100個，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峰。
政府機構如此臃腫，改革勢在必行。
在1982年3月開始的那場改革中，國務院機構減為61個，人員從5.1萬人減至3萬人。然而，改革似乎無法擺脫反彈的尷尬，四年后，政府機構又增至72個。
尷尬緣自體制。當時我國從整體上實行的仍然是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強調政府依靠行政權力配置資源，因而，政府必然是“全能政府”，它不僅包攬一切，而且還隨著新生成的社會事務同比例地增設機構與人員。
轉折發生在1998年。那次改革將國務院組成部門由40個減少到29個，人員總數減少一半，全國精簡行政編制115萬人。這次改革之后，我國基本走出“精簡—膨脹—精簡”的怪圈。
那是一場革命。雖然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力度最大的一次機構改革，但革命的真正意義并不僅僅在于機構的消腫，而最大意義在于它拉開了政府角色轉型的序幕。
政府的角色轉型是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進行的。重要標志是，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完善，政府開始告別大包大攬，把自己不該管的東西剔除出去。
決心最大的動作是政府逐步退出微觀管理領域。改革之初，國務院就將紡織部、輕工部、內貿部等專業管理部門改組成國家局，設在國家經貿委屬下。2001年，國務院又撤銷了國家經貿委屬9個國家行業主管局，從而徹底結束了50多年來政府按條塊分割方式直接管理企業的歷史。據統計，這期間，國務院各部門將200多項職能交給企業、中介組織或地方承擔。
退出微觀管理領域的前提是政企分開。與機構改革同步推進，中央、地方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管理的直屬企業脫鉤，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不再經商辦企業。“脫鉤”顯然是政企分開的重要步驟，它給政府的微觀管理來了個釜底抽薪。
最經典的角色轉型要數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審批是政府最大的一塊既得利益。不少機構就是因審批而設置，因審批而壯大。據不完全統計，國務院60多個相關部門共有審批事項4159項，省級政府的行政審批事項多的有幾千項。目前，這項被稱之為政府革命的改革取得重要進展，國務院已取消行政審批事項達1195個。
角色轉型，實際上是政府角色意識的蘇醒和歸位。
這是一種突破。在政府報告中，朱镕基同志將1998年以來的機構改革稱之為：“進一步改變了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政府機構框架。”
這是一種發展。王忠禹同志的評價是：“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行政管理體制正在形成。”
轉職能———
明確政府怎么管
十六大將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政府職能調整的方向定為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雖然并沒有大幅削減機構和人員，但改革的著力點放在了圍繞這四大方向重新設計、調整機構設定與職能整合定位上。
在剛剛閉幕的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代表委員們注意到了這種變化。他們認為，這樣的改革真正涉及到政府行政思維和執政方式的轉變，“更具有革命性”，“意義非同一般”。
“怎樣管”，是政府通過這次機構改革實現職能轉型的一個重要命題。通過這次機構改革，這個命題的破解有了不少標志性的意味。
記者注意到，在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決定的國務院各部門人選中，沒有國資委。現任國家財政部企業司副司長的李春滿，自1988年國家國資局成立起就一直從事國有資產管理工作。他的解釋是，國資委作為國務院直屬的特設機構，是獨立于政府序列之外的。
“國資委的組建有著特別的意義”，李春滿告訴記者：“把分散在國家經貿委、中央企業工委、計委、財政部等政府部門內的出資人職能集中起來，由國資委統一行使，這不僅解決了‘五龍治水’的難題，而且實現了政資分開。”
將長期混在政府身上的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的職能（出資人的職能）剝離開來，政府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社會公共管理者；而將出資人的職能集中到國資委，國資委就成為一個純粹的出資人。這樣一來，政府職能就有可能從管理國有企業、管理國有經濟轉向管理全社會的企業、管理國民經濟；國資委也才有可能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規、依照股權的多寡來履行出資人職責。李春滿認為，正因為國資委獨立于政府序列之外，政資分開才得以實現。政資分開顯然是政企分開的深化。
商務部組建則體現了政府職能的整合。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陳佳貴認為，“這種整合不僅順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也順應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加速融入經濟國際化進程的要求。”他說，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一般商品與生產資料等物資的管理是分開，當時的認識局限在于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商業部和物資部合成內貿部后，生產資料與一般商品間的流通障礙消除了。然而，內外貿分割、國內外市場分割和進出口配額分割，又成為束縛經濟發展的新障礙。陳佳貴認為，將內外貿分開，分別作為行業來管理的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整合勢在必行。
外經貿部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馬宇認為，以前外經貿工作重心大都放在審批上。按照加入世貿承諾，到明年底以前，我國就會放開外經貿的審批權，屆時，微觀的審批職能就會消失。因而，轉變職能至關重要。他提醒，商務部成立并不意味著職能自然而然地轉變，致力于建立和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就是商務部轉變職能的要務。
計委是建國以來歷史最久的部門之一。“這次改革將‘立委之本’的‘計劃’二字從發展委的名稱中淡出，有著標志性的意味。”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朱先發20多年來一直在計委系統工作。他認為，這種轉變將促使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大力減少行政審批和微觀管理事務，從而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對經濟活動的調節作用。
“銀監會的成立，使得銀行、證券、保險————中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框架最終完成。”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現供職十屆人大財經委的周正慶的評價顯然是一種權威話語。
中國人民銀行是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對金融業實施監督管理的宏觀調控部門。設立銀監會，實現央行的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職能的分離，是中國人民銀行職能的第四次分離。周正慶認為，這標志著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中國人民銀行集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于一身的“大一統”時代宣告結束。
周正慶建議，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者應建立工作聯系制度，以消解因職能交叉帶來的負面影響。他說，鑒于混業經營、混業監管已成為金融業大勢所趨，所以，從長遠看來，銀監會所扮演的將是一個重要的過渡角色，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最終有可能合一。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合肥市市長郭萬清認為，職能的歸并整合，著眼于打破條塊交叉、各自為政的政府機制，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政府。通過整合，不僅使我國在國有資產、宏觀調控、金融監管、流通體制、食品藥品安全等方面的管理線條更加清晰，而且特別強調了權力制衡與有效監督職能。這種強化，把政府從集運動員與裁判員于一身的境況中解脫出來，在制定平等游戲規則的同時，真正扮演一個裁判員。
定目標———
建立新的行政體制
新任總理溫家寶的寥寥數字，實際上給這次機構改革定下了一個很高的基調。要找準這個基調，不能不關注最近中央領導關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一系列論述。
去年11月江澤民所作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提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要求，并明確改革的總目標是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將政府職能真正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
今年年初，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將本次機構改革的目標描述為：“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政府。”
今年2月26日，黨的十六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建議國務院根據這個意見形成《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細心的人注意到，二中全會通過的意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不僅與機構改革并列，而且擺在了機構改革的前面。專家認為，這種安排絕對是經過仔細斟酌的，是有寓意的。
寓意在于，這次會議強調，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推動我國上層建筑更好地適應經濟基礎的一項重要的制度建設和創新，也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需要。
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王忠禹作機構改革方案說明時強調，這次改革的重點是“解決行政管理體制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為促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組織保障”。他說，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新形勢的發展，現行政府機構還存在著一些不適應的問題，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
分析這些跡象，我們看出，這次機構改革的意義在于它已與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密切相關。
李春滿認為，與前幾次機構改革相比，這次改革的時代背景已有質的轉換：
第一，社會經濟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局面已經形成。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截至2001年底，國有獨資企業的數量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數的21.2％，集體企業占18.1％，私營和外商獨資占28.1％，混合所有制占32.7％。
這種變化是至關重要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大體等同于國民經濟，所謂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實際上就是國有經濟發展的計劃。與此相適應，政府管理采用的也是由多個專業經濟部門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的條塊分割體系，政府的所有者職能和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在這里是合二為一的。
悄然而至的變化必然引發政府行政方式乃至整個行政管理體制的變化。首先，政府管理的對象不再是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而是全社會的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其次，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必須要求政府超越所有利益主體，將公共管理職能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當好裁判員；同時，作為所有者，政府又必須代表特定主體的利益，履行好“出資人”職能，當好運動員。兩種互相矛盾的要求必然在政府身上發生沖突，這種身份的混淆也必然導致政府行為的錯亂，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將依附在政府身上的所有者職能和社會公共管理者職能分離。
第二，我國初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這就要求政府的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取向，重點在制定游戲規則、營造競爭環境、建立統一市場、維護社會公開、公平、公正。
第三，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快速融入世界經濟。但一年多的實踐表明，由于部門利益作祟和政府現有體制格局所囿，管理事項扯皮、事權劃分不清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融入的腳步。所以，厘清政府職責，迫在眉睫。
第四，在依法治國的方針指導下，政府必須依法行政。而職能到位，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前提。
有專家這樣總結：前20年我國機構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擺脫長期以來計劃經濟的束縛與影響，這種努力以1998年機構改革為標志告一段落。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而要順利走好這一步，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成敗與否在此一舉”。
四大背景轉換，其實傳遞了一種信息，那就是政府必須做好社會公共管理者。因而，政府轉型的目標，也應該定位在塑造公共管理者。
“這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必將促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這是代表委員們的共識。然而，代表委員也保持了足夠的清醒：“一項肩負如此重任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職能轉型長路漫漫。”
我們的政府從計劃經濟時代走來，向著市場經濟時代走去。只有徹底地去除自己身上的計劃經濟烙印，嫻熟地掌握市場經濟的行政方式，政府才能在變革中超越自我。
據《經濟日報》
總理的話，言簡意賅，耐人尋味。
寥寥數字，承載的是新任總理對這次政府機構改革的決心和厚望，它預示著這次看似動作不大的機構改革背后蘊含著一個重大的命題：跨進市場經濟之門。
讓我們先梳理梳理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脈絡，這將有助于人們去觸及這個重大命題。
轉角色———
弄清政府不該管什么
考察我國政府機構變遷的歷程，就會發現，“精簡—膨脹—精簡”的怪圈像只幽靈，揮之不去。1949年建國時國務院組成部門為35個，此后，雖歷經改革，但政府機構總數仍不斷攀升，1981年為100個，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峰。
政府機構如此臃腫，改革勢在必行。
在1982年3月開始的那場改革中，國務院機構減為61個，人員從5.1萬人減至3萬人。然而，改革似乎無法擺脫反彈的尷尬，四年后，政府機構又增至72個。
尷尬緣自體制。當時我國從整體上實行的仍然是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強調政府依靠行政權力配置資源，因而，政府必然是“全能政府”，它不僅包攬一切，而且還隨著新生成的社會事務同比例地增設機構與人員。
轉折發生在1998年。那次改革將國務院組成部門由40個減少到29個，人員總數減少一半，全國精簡行政編制115萬人。這次改革之后，我國基本走出“精簡—膨脹—精簡”的怪圈。
那是一場革命。雖然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力度最大的一次機構改革，但革命的真正意義并不僅僅在于機構的消腫，而最大意義在于它拉開了政府角色轉型的序幕。
政府的角色轉型是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進行的。重要標志是，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完善，政府開始告別大包大攬，把自己不該管的東西剔除出去。
決心最大的動作是政府逐步退出微觀管理領域。改革之初，國務院就將紡織部、輕工部、內貿部等專業管理部門改組成國家局，設在國家經貿委屬下。2001年，國務院又撤銷了國家經貿委屬9個國家行業主管局，從而徹底結束了50多年來政府按條塊分割方式直接管理企業的歷史。據統計，這期間，國務院各部門將200多項職能交給企業、中介組織或地方承擔。
退出微觀管理領域的前提是政企分開。與機構改革同步推進，中央、地方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管理的直屬企業脫鉤，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不再經商辦企業。“脫鉤”顯然是政企分開的重要步驟，它給政府的微觀管理來了個釜底抽薪。
最經典的角色轉型要數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審批是政府最大的一塊既得利益。不少機構就是因審批而設置，因審批而壯大。據不完全統計，國務院60多個相關部門共有審批事項4159項，省級政府的行政審批事項多的有幾千項。目前，這項被稱之為政府革命的改革取得重要進展，國務院已取消行政審批事項達1195個。
角色轉型，實際上是政府角色意識的蘇醒和歸位。
這是一種突破。在政府報告中，朱镕基同志將1998年以來的機構改革稱之為：“進一步改變了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政府機構框架。”
這是一種發展。王忠禹同志的評價是：“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行政管理體制正在形成。”
轉職能———
明確政府怎么管
十六大將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政府職能調整的方向定為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雖然并沒有大幅削減機構和人員，但改革的著力點放在了圍繞這四大方向重新設計、調整機構設定與職能整合定位上。
在剛剛閉幕的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代表委員們注意到了這種變化。他們認為，這樣的改革真正涉及到政府行政思維和執政方式的轉變，“更具有革命性”，“意義非同一般”。
“怎樣管”，是政府通過這次機構改革實現職能轉型的一個重要命題。通過這次機構改革，這個命題的破解有了不少標志性的意味。
記者注意到，在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決定的國務院各部門人選中，沒有國資委。現任國家財政部企業司副司長的李春滿，自1988年國家國資局成立起就一直從事國有資產管理工作。他的解釋是，國資委作為國務院直屬的特設機構，是獨立于政府序列之外的。
“國資委的組建有著特別的意義”，李春滿告訴記者：“把分散在國家經貿委、中央企業工委、計委、財政部等政府部門內的出資人職能集中起來，由國資委統一行使，這不僅解決了‘五龍治水’的難題，而且實現了政資分開。”
將長期混在政府身上的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的職能（出資人的職能）剝離開來，政府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社會公共管理者；而將出資人的職能集中到國資委，國資委就成為一個純粹的出資人。這樣一來，政府職能就有可能從管理國有企業、管理國有經濟轉向管理全社會的企業、管理國民經濟；國資委也才有可能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規、依照股權的多寡來履行出資人職責。李春滿認為，正因為國資委獨立于政府序列之外，政資分開才得以實現。政資分開顯然是政企分開的深化。
商務部組建則體現了政府職能的整合。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陳佳貴認為，“這種整合不僅順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也順應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加速融入經濟國際化進程的要求。”他說，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一般商品與生產資料等物資的管理是分開，當時的認識局限在于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商業部和物資部合成內貿部后，生產資料與一般商品間的流通障礙消除了。然而，內外貿分割、國內外市場分割和進出口配額分割，又成為束縛經濟發展的新障礙。陳佳貴認為，將內外貿分開，分別作為行業來管理的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整合勢在必行。
外經貿部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馬宇認為，以前外經貿工作重心大都放在審批上。按照加入世貿承諾，到明年底以前，我國就會放開外經貿的審批權，屆時，微觀的審批職能就會消失。因而，轉變職能至關重要。他提醒，商務部成立并不意味著職能自然而然地轉變，致力于建立和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就是商務部轉變職能的要務。
計委是建國以來歷史最久的部門之一。“這次改革將‘立委之本’的‘計劃’二字從發展委的名稱中淡出，有著標志性的意味。”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朱先發20多年來一直在計委系統工作。他認為，這種轉變將促使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大力減少行政審批和微觀管理事務，從而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對經濟活動的調節作用。
“銀監會的成立，使得銀行、證券、保險————中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框架最終完成。”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現供職十屆人大財經委的周正慶的評價顯然是一種權威話語。
中國人民銀行是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對金融業實施監督管理的宏觀調控部門。設立銀監會，實現央行的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職能的分離，是中國人民銀行職能的第四次分離。周正慶認為，這標志著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中國人民銀行集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于一身的“大一統”時代宣告結束。
周正慶建議，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者應建立工作聯系制度，以消解因職能交叉帶來的負面影響。他說，鑒于混業經營、混業監管已成為金融業大勢所趨，所以，從長遠看來，銀監會所扮演的將是一個重要的過渡角色，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最終有可能合一。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合肥市市長郭萬清認為，職能的歸并整合，著眼于打破條塊交叉、各自為政的政府機制，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政府。通過整合，不僅使我國在國有資產、宏觀調控、金融監管、流通體制、食品藥品安全等方面的管理線條更加清晰，而且特別強調了權力制衡與有效監督職能。這種強化，把政府從集運動員與裁判員于一身的境況中解脫出來，在制定平等游戲規則的同時，真正扮演一個裁判員。
定目標———
建立新的行政體制
新任總理溫家寶的寥寥數字，實際上給這次機構改革定下了一個很高的基調。要找準這個基調，不能不關注最近中央領導關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一系列論述。
去年11月江澤民所作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提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要求，并明確改革的總目標是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將政府職能真正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
今年年初，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將本次機構改革的目標描述為：“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政府。”
今年2月26日，黨的十六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建議國務院根據這個意見形成《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細心的人注意到，二中全會通過的意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不僅與機構改革并列，而且擺在了機構改革的前面。專家認為，這種安排絕對是經過仔細斟酌的，是有寓意的。
寓意在于，這次會議強調，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推動我國上層建筑更好地適應經濟基礎的一項重要的制度建設和創新，也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需要。
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王忠禹作機構改革方案說明時強調，這次改革的重點是“解決行政管理體制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為促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組織保障”。他說，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新形勢的發展，現行政府機構還存在著一些不適應的問題，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
分析這些跡象，我們看出，這次機構改革的意義在于它已與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密切相關。
李春滿認為，與前幾次機構改革相比，這次改革的時代背景已有質的轉換：
第一，社會經濟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局面已經形成。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截至2001年底，國有獨資企業的數量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數的21.2％，集體企業占18.1％，私營和外商獨資占28.1％，混合所有制占32.7％。
這種變化是至關重要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大體等同于國民經濟，所謂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實際上就是國有經濟發展的計劃。與此相適應，政府管理采用的也是由多個專業經濟部門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的條塊分割體系，政府的所有者職能和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在這里是合二為一的。
悄然而至的變化必然引發政府行政方式乃至整個行政管理體制的變化。首先，政府管理的對象不再是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而是全社會的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其次，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必須要求政府超越所有利益主體，將公共管理職能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當好裁判員；同時，作為所有者，政府又必須代表特定主體的利益，履行好“出資人”職能，當好運動員。兩種互相矛盾的要求必然在政府身上發生沖突，這種身份的混淆也必然導致政府行為的錯亂，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將依附在政府身上的所有者職能和社會公共管理者職能分離。
第二，我國初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這就要求政府的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取向，重點在制定游戲規則、營造競爭環境、建立統一市場、維護社會公開、公平、公正。
第三，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快速融入世界經濟。但一年多的實踐表明，由于部門利益作祟和政府現有體制格局所囿，管理事項扯皮、事權劃分不清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融入的腳步。所以，厘清政府職責，迫在眉睫。
第四，在依法治國的方針指導下，政府必須依法行政。而職能到位，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前提。
有專家這樣總結：前20年我國機構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擺脫長期以來計劃經濟的束縛與影響，這種努力以1998年機構改革為標志告一段落。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而要順利走好這一步，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成敗與否在此一舉”。
四大背景轉換，其實傳遞了一種信息，那就是政府必須做好社會公共管理者。因而，政府轉型的目標，也應該定位在塑造公共管理者。
“這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必將促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這是代表委員們的共識。然而，代表委員也保持了足夠的清醒：“一項肩負如此重任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職能轉型長路漫漫。”
我們的政府從計劃經濟時代走來，向著市場經濟時代走去。只有徹底地去除自己身上的計劃經濟烙印，嫻熟地掌握市場經濟的行政方式，政府才能在變革中超越自我。
據《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