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政策發布后,引發環保界人士的廣泛關注,他們普遍認為,《決定》包含了史上最嚴的生態環保新舉措。“嚴”在于《決定》中“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新”則體現在“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環境保護費改稅”等提法在《決定》中出現。在國家開啟治理環境危機新模式、用市場化的新思路保護生態之時,作為排放大戶的石化行業又該走向何處?
關鍵詞 生態紅線
促進石化產業有序發展
《決定》提出,要劃定生態保護紅線。這一決策獲得了業內專家學者的一致認同。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認為,劃定生態紅線是中國新一輪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正確路徑,旨在保障國家生態環境安全,可以通過立法形式來守住這一條紅線。
為實現污水零排放,山納合成橡膠公司建設了占地300畝的氧化塘,廢水經處理全部回用于生產。 (石少軍 攝)
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也說:“現在我們已經設定了二氧化硫等幾種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指標,也就是劃定紅線。每年不但不能突破那個線,還要往下減,根據需要調整上限。對于一個國家來說,要想經濟可持續發展,擴大生產規模,必須削減原來排放污染物的量才能新上項目。”
環保部生態紅線劃分專家組組長高吉喜日前還表示,2014年將完成全國范圍內的紅線保護區劃定工作。
而率先開展生態紅線劃定工作的江蘇省已于今年9月23日正式印發《江蘇省生態紅線區域保護規劃》,將其國土面積的22.23%劃入了生態紅線區域。山東省政府近日也印發了《山東省渤海海洋生態紅線區劃定方案》,紅線區總面積6534.42平方千米,并提出到2020年海洋生態紅線區入海直口污染物排放達標率達到100%,陸源污染物入海總量減少10%~15%,到2020年海洋生態紅線區內海水水質達標率不低于80%。
南化公司連云港堿廠投資5000萬元的動力鍋爐煙氣脫硫項目近日開建。該項目采用純堿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鹽泥壓濾廢渣作為脫硫劑,實現廢渣的綜合利用和自行消化。圖為施工現場。 (朱華南 攝)
生態紅線的出現,對石化產業的發展有沒有影響?答案是肯定的。
“我國很多煉化項目都在沿海地區,因為要靠輪船碼頭進口原油。在沿海地區劃定生態紅線,就會對沿海的石化項目提出更嚴格的環保要求。”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研究員齊文啟對記者說。
“生態紅線一旦劃定,肯定會要求石化項目與紅線有一定距離,對石化項目的規劃布局產生一定影響。”石油和化學工業規劃院副總工程師李奮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有的省市還會涉及到生態紅線區域內的污染企業搬遷問題。
記者了解到,目前南京市正在開展一級保護區內開發建設拆除清理和保護區內污染企業搬離工作,確保保護區內沒有任何污染排放企業的存在。
“總體而言,劃定生態紅線對石化行業產生的是良性影響,會促進行業更有序地發展,讓企業積極入園,園區再與紅線保持一定距離。地方政府也要根據當地情況布局重化工業,首先要確定環境容量再布局,還要根據不同產業區別對待。因為產業不同,排放物也不同,有的排放氣體多,有的排放液體多。”李奮明說。
機會與挑戰是并存的。李奮明同時指出,劃定生態紅線后,市場對環保產品的需求將加大,相關石化企業將會獲得更多的機會。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也認為,生態紅線的出現,可能會讓企業遇到一些新問題,甚至措手不及,但這個約束同時創造了很多商機。生態紅線約束了城市的承載能力,就意味著對于資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需求,對于環保產品的研發和消費需求。生態的約束,還要求企業從成本優勢轉向創新引領,尤其為民營企業提供了一種創新機遇。
關鍵詞 誰污染誰付費
石化企業亟須提高認識
用市場化手段代替行政命令解決中國資源環境問題的理念,如今已得到廣泛認可。而《決定》提出的“堅持誰污染環境、誰破壞生態誰付費原則”,更被認為是中國新一屆政府依靠市場力量治理污染的強化舉措。
“有了市場的動力,企業做環保就不再是政府拿著鞭子趕,而是導入了內生的市場機制,并催生出新的生態經濟。”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張孝德分析認為,產權明晰,則資源保護主體明確,資源價值凸顯,通過進一步納入市場評估、交換體系,會給生態環境保護注入內生動力。
而《決定》中關于推動地區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制度,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制度,則回答了“誰補償誰”的問題。
拿其中的碳排放權來說。早在2011年,國家發改委就下發了《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批準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等7個省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目前,在已正式啟動的深圳、上海、北京碳交易試點中,均納入了石化企業。
以北京試點為例,2013年8月,該市發改委開始組織第三方核查機構對北京轄區范圍內重點排放單位的歷史二氧化碳排放進行核查,初步納入的石化企業有十幾家,如東方石油化工、燕山石化等。“目前來看,這些石化企業年均排放量均超過了政府規定的10000噸的上限,屬于北京市二氧化碳重點排放單位,未來每年的碳排放不能超過政府分配的配額,否則就必須從市場上購買配額或自愿減排量完成履約。”北京中創碳投科技有限公司項目經理孟兵站向記者介紹說。
2013年11月28日,北京碳排放權交易啟動首日,中國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購買了京能熱電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熱電廠2萬噸碳排放配額,交易價格50元/噸。目前,中國石化旗下被納入碳交易試點的企業有20家左右。
“但石化企業在參與碳交易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孟兵站表示,一是認識不足,部分石化企業還沒有認識到碳排放數據的核查是企業管理的有機部分,僅僅認為是響應政府的要求,對于未來碳排放約束給企業造成的影響認識不足;二是相關知識不足,大部分石化企業缺乏碳交易方面的相關知識,對于這個新生事物,企業完全接受還需要一個過程。
記者采訪了一些石化企業,這些企業要么還沒有關注過碳交易,要么認為會加重企業負擔,參與并不積極。
“在碳交易初期,政府會免費給企業分配大部分配額,短期內對企業影響較小。隨著碳交易的推進,免費配額將逐漸減少,企業所擔負的成本將大幅提升。但從歐盟的實踐經驗以及國內專家的研究來看,碳交易是綜合減排成本較低的一種市場手段,像石化企業這樣的排放大戶,通過市場化手段的減排成本要遠低于其他減排方式。節能減排做得好的企業,還可以將自己剩余的配額賣出,也是對節能減排的一種資金補償。因此從長遠來看,碳交易對企業的影響肯定是積極的。”孟兵站分析說。
孟兵站建議,石化企業應盡早組織專門人員積極學習碳交易相關知識,盡快完善實施溫室氣體排放量核算和報告質量管理體系,對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做到知根知底。
關鍵詞 環境稅
產品或漲價轉嫁成本
征收環境稅也是借用市場化手段解決環境問題的措施之一。
據了解,我國自2003年起開始針對污染型企業實施排污費制度,但在業內人士看來,效果并不理想。“有的地方因為考慮到經濟發展、人口就業的問題,對企業收取排污費并不嚴格。”齊文啟說。
中華環保聯合會環境法律中心督察訴訟部部長馬勇也向記者反映:“目前有的地方在收取環境保護費時是協商收費,面臨執法不嚴的問題。如果將費改成稅,對企業來說更嚴了,可以反向促進企業減少排污。”
因此,近些年環境保護費改稅的提法一直在業界流傳。
在《決定》明確提出將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之后,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蘇明向媒體透露,環境稅方案已上報國務院,并正在按程序審核。關于稅率,蘇明指出:“肯定會提高稅率,如果以現在的排污費為標準,費改稅就沒有意義了。”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也認為,征收的環境稅應該高于企業的治理成本,否則,企業就寧愿交稅而不愿意治理污染了。目前在我國已比較成熟的環境稅種應該是二氧化硫稅、氮氧化物稅和工業的化學需氧量稅。
業內普遍認為,對排污企業征收環境稅已勢在必行。記者在與一些石化企業交流此話題時,也感受到了他們的壓力。天津一家石化企業的負責人向記者表示,如果以后真的開始征收環境稅,企業會更加重視環保工作,就像對待技術研發、生產經營一樣,通過技術創新、工藝改進,減少污染物的排放;而且環境稅也會倒逼企業從項目規劃之初就轉變觀念,前期加大對污染治理的投入,多采用環保技術。
“我們公司一年的排污費接近300萬元,國家提出環境保護費改稅,我們也是支持的。雖然費改稅可能會加重企業的負擔,但只要同行業統一都收,我們也接受。不過環境成本一上去,產品肯定會漲價。”以農藥產品為主業的福華集團副總經理楊國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規劃計劃部戰略規劃處副處長張禮安也向記者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環境稅一出來,石化企業肯定會有負擔,但這負擔又會轉嫁到產品價格上,最終讓消費者買單。”
對此,中投顧問環保行業研究員侯宇軒分析指出,建立環境稅收制度,能加強企業的環保意識,充分發揮稅收對環境保護的積極引導作用,利用減免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治理和綜合利用“三廢”,節能減排;更重要的是,將主要的稅收目標定位為控制污染,促進環境保護,對排污嚴重、破壞環境嚴重的行為課以重稅,使環境污染外部成本內在化。
關鍵詞 第三方治理
能否推廣主要看成本
采用市場化的手段能促使企業排污,同樣也能促進污染治理。《決定》提出,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有分析人士認為,當前有企業肆意排放污染物,治理污染成本高是主要因素,同時缺少相關減排技術及專業人才也是企業節能減排的阻礙之一。因此,此項政策將在企業污染治理方面產生積極作用。
作為一家農藥生產企業,江蘇長青農化股份公司排放的廢水中污染物成分復雜,治理難度大。據了解,該公司早在幾年前便將污水處理交給了南京農業大學下屬的專業公司負責,讓生產經營與治污徹底分離。該公司的相關負責人表示,這種形式不僅讓治污成本大幅下降,還讓他們騰出更多的時間去抓生產、搞科研。
但對于這樣的第三方治理,一些企業有不同看法。“我們公司都是自己處理廢水,交給第三方治理的成本會高一些,因為他們也需要盈利。當然,規模比較小的企業將污染交給第三方處理的話,成本會低一些。現在一些園區里的企業,也會采用由第三方統一治污的模式。”楊國華對記者說。
對此,中信建投證券研究部環保行業分析師劉宏程向記者分析:“在水污染領域,在水權和排污權交易推行之后,工業污水排放企業和工業耗水大戶企業的成本將攀升,從而倒逼這些企業引進第三方環保服務來實現真正的減排和節水回用,石化等行業的廢水處理和節水回用也將成為首先引進環保服務的領域。在大氣污染領域,對煙粉塵、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監測已經具備一定基礎,且實施工業除塵、脫硫、脫硝項目的企業具備運營上述設施的能力,所以大氣污染是率先具備實現第三方治理條件的領域。”
劉宏程同時指出,治污市場化需要參與市場的每個主體都能獲得超出市場風險利率的回報,在排放監管不嚴格、處罰力度不強的情況下,排污企業沒有動力為第三方的環保服務支付足夠的費用,因而環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難以形成。如果在嚴格監測和監管的情況下推動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等交易制度,則企業會有動力為第三方的環保服務付費,從而減少排放。